万历十五年--黄仁宇

张居正试图搞经济体制改革，申时行试图建立和谐社会，海瑞试图保持执政意识形态集团先进性，戚继光试图实现国防现代化，而他们全部失败了。归根结底，是因为他们赖以生存的体制，是一个要求单纯，固定，永不变更的体制，这个“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体制，以一个至高无上的意识形态为基础，以均衡的姿态维持王朝的安全。朝廷的稳定、王位的安全是这种体制着眼的重点。一切行为的最后准则是意识形态所衍生出的一整套体系，以思想行动上的一致来保证整个体制可以依靠简单的一腔热血与几点原则就可以运作，这样的体制只能要求单一化，平均化，同质化，只能有单纯的思想，而绝不能出现脱离终极意识形态，甚至怀疑这一意识形态的行为出现，这也就直接引致了李贽的悲剧。意识形态提倡操守，提倡精神追求，不计较个人私利，讲求奉献和牺牲，鄙夷物质利益。这样，官员们过简单朴素的生活也成为必需，只能用精神力量补助着体制上的欠周全。牺牲局部保全整体稳定，牺牲公平保证效率，以计划代替现实操作，以预测代替评估，如此种种。然而，意识形态要依赖人去实行，人总要追求更好的生活，总要有各种各样的缺失。但意识形态至阳至刚，浩然正气，根本不考虑这些。以终极目标放在现实之中，只好去打折扣。因为在意识形态之中，没有“私”的存在，也没有“阴”的一面。这样又回到万历所面对的最初的问题，为了这个基于完美条件而设计的体制能够在现实层面上运作，就必须打折扣，就必须冠冕堂皇，说一套做一套，就必须虚伪到底。所以才有戚继光给张居正送礼的景象出现。
　　
　　单一意识形态体制所造成的困局还表现在，它不能承认自己自己存在问题，因为怀疑终极价值，就等于怀疑一切的基础。如此往复，当问题出现的时候，执行者想到的第一个答案必然是掩盖之。在这个体制之下，因为终极价值理论上的不可怀疑和体制事实上的漏洞百出，整个体制事实上已经沦为一个形式：人人都在用阳的一面，也就是终极价值来掩盖自己的阴的一面，也就是个人私利。当社会日趋参差多态之时，体制所要求的单一化，同质化已就不能做到，整齐划一的集体开始崩解，由己及人的行为方式已经进入死胡同，其必然碰壁。当现实基础严重脱离体制时，体制又不能自我否定，只好强行将现实拉回原初的设定状态。但是构成体制本身的官僚阶层自身已经发生了改变，其行为也有所偏差，最后的结局必然是体制的分崩离析，这便是海瑞与申行时的困局。
万历十五年，这是一个极其平常的一年，在史书上几乎无事可记，一本以一个极其平常的年份的年份作为书名的书，想来也不会有太大的波澜，但是，这本书，我却读得惊心动魄，它引发了我对中国当下整体命运的思考。
　　
　　万历十五年是一本关于改革的政治书，也是一本关于记录改革的历史书。张居正，申时行，海瑞，戚继光，李贽，他们都在各自的领域积极探索，致力与改革和创造。然而，他们最终或身败，或名裂，没有一个人功德圆满。这种情形，断非个人的原因所得以解释，而是当时的制度已经山穷水尽，上至天子，下至庶民。无不成为牺牲品而遭殃受祸。
　　
　　 万历十五年，中华大地的物质文明已经持续向前发展，丰饶的江南已经初具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的物质条件，但是我们的帝国的法律和组织机构却没有随之改进，事实上也无法改进。因为，阻止其前进的，乃是大明帝国以文官为基础的整个官僚体制。
　　
　　王朝的积弊，大学士张居正早有体察。于是，张居正凭借自己的权高望重，以吏治为出发点，试图重塑帝国的财政税收制度，以推动王朝的进步。然而，文官集团所奉行的原则，确实严守成宪和社会习惯，，以图保持政府和社会的整体均衡。张居正的改革，触动了这个官僚体制下文官们敏感的神经。但他们迫于张居正的权威，不敢妄自抗议，张居正也只能以一身挺立于合理和合法之间，经受来自各方的压力，置己身名誉于度外。在一个以威权代替法治的王朝，张居正为自己埋下了一个巨大的隐患。果然，张居正死后不久，便被清算，改革完全中断。
　　
　　 抗倭英雄，锐意军事改革的将领戚继光最终也潦倒落魄，因为其在帝国疆土里面推行的整套措施已经在事实上打破了文官集团所力图维持的平衡，既然如此，他就必须付出代价。
　　
　　 而有自由倾向的哲学家李贽也与郁郁而终，他或许无法理解，以为数众多的官僚去治理亿万农民，就要求整齐划一，按部就班，绝不容许他去创造什么新的社会法则。
　　
　　海瑞是个清官，是个好官，但为什么他却处处被排挤？为什么皇帝要罢他的官？为什么哲学家李贽说他对王朝的危害要大于一些贪官？海瑞是复古派的，主张以封建传统道德去规范那些日益腐化的官僚，既得利益的官僚集团自然容不得他撒野。而复古的海瑞自然也想不到，在大陆的彼端，一场空前的大工业革命呼之欲出，天赋人权的学说正含苞待放。所以，李贽也没有说错。
　　
　　公元二千零五年，放在整个历史当中，也应该是个无甚可记的年代。然而就在这一年，郎咸平开始进入大众的视野，经济学界掀起关于改革正确与否的左右之争；中国的企业，开始暴露出自己海外扩张的野心；中国的资本市场，在吵吵闹闹中印证了“千点论”的预言；连宋的来访，重构了两岸关系的政治结构；互联网的舆论开始凹显话语权的力量；天主教香港教区主教陈日君被梵蒂冈册封为枢机主教。所有这些，就像黄仁宇眼中的万历十五年，“给中国留下了一个翻天覆地创造历史的机缘。”
　　
　　万历十五年，距离张居正离开人世已逾五年，接任的首辅申时行奉行“和为贵”的哲学。而公元二千零五年，距离强力推行国有企业及政府机构改革的总理朱容基下台也已过三年。朱容基在中国推行的改革同样以失败告终。体制依然臃肿，腐败更加变本加厉。改革导致利益的重新分配，在事实上造成了文官集团的分裂，今天经济学界的左右之争，恐怕便是这种结果的一种表现。今天的温家宝，会是另一个申时行吗？
　　
　　 郎咸平的出现恐怕是历史的一个必然，就像是万历年间的海瑞，他们都主张“复古”，千方百计地为我们的老百姓说话，然而，他们注定要失败，我们的官僚，只会更加变本加厉，而历史的潮流，也绝不会倒退。
　　
　　 二千零五年，表面上看来，我们的中国一片灯火辉煌，无事可记。实际上，中华民族，又一次地站在了历史的转折点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