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角落：龚自珍轶事

正史虽曰正，倒也未必可信，野史虽曰野，也未必尽是村夫樵人之言。记野史之人，多记本朝任务，本就比后朝史官更有可信度，并且不会带有对于前朝往事的避讳或诋毁。所以在某种程度上，野史比正史更具有史料价值。偶读清人野史《栖霞阁野乘》龚定庵轶事一章，为之击节不已。

龚定庵，也就是我们都熟悉的龚自珍。相信今天的年轻人知道龚自珍也大多是因为他那首乙亥杂诗“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材”。对于清代的文人缺乏总体的印象，因为清代的文人往往夹杂了太多政治性，因此这个群体在历史上留下的不是文学上风格和造诣，而是思想上的深度和广度。对于龚自珍这样的以个文人，我能联想到的也只是一个镜头：夕阳天涯，一架马车，车篷内一羊须老人执笔抚须，落笔似有千言。或许这正是龚自珍在乞归途中写下三百十五首《乙亥杂诗》的真切影像。

龚是一个严肃且辛辣的人，不过辛辣则辛辣矣，严肃却是未必。在轶事一文中写道，“...平居无事时。非访伎，即访僧。遇达官贵人，辄加以白眼。”看到这句，想到的是魏晋时阮籍的“青白眼”。

当然，更让人惊叹的是“凡其女、其媳、其妾、其宠婢，悉令学馆阁书。”他放言无忌，颇似元朝关汉卿，辛辣无比，耻笑翰林曰：“今日之翰林，尚尤足道耶？我家妇人无一不可入翰林者。”不管这篇轶事可信度多大，这句话都是够淋漓酣畅的。在那个年代，举家诗书的大有人在，但那是男子之事，而龚则不然，其对于传统的叛逆可见一斑。

他桀骜不驯，对周遭不屑一顾，故而作出一些让人不可思议之事。他骂人，骂得还挺凶，颇有早前王朔大骂文坛的阵势，他骂权贵，除了皇帝，似乎没有人他不敢骂，但却和一位贝子交上朋友。原因倒不是因为和这位贝勒爷有什么才学写过《明善党集》，而是因为那位福晋，即太清西林春，才色双绝，两人在庙会上眉目传情，然而人家已是贝勒宠侧，恐怕也只能想想而已。暧昧之事终被贝勒得知，龚自珍只得打道回府，上书乞骸骨，便一路南下。野史上言之凿凿，似言有所据。如果所言非妄，龚便是被贝勒派人鸠毒而死了。难怪文学辞典上龚条下写其“暴卒而殁”。

嗟吁不已。在那个年代，再有性情，也难以避开一生的落魄。